看之下，那工整的笔画之间，笔锋转折处，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锐利、急促，与一种……阴狠的劲道。力透纸背，仿佛每个字都浸透了书写者当时的恶意、亢奋与一种急于置人于死地的迫切。
你的目光，如同最冷静的扫描仪，一行行，一字字，掠过那些早已在历史尘埃中凝固、却依旧散发着血腥气的文字。奏折的内容，其恶毒、其肆无忌惮、其罗织构陷的想象力，甚至比你预想的，还要卑劣，还要赤裸，还要令人作呕。
这位时任“御史台，滇黔南道监察御史，臣宋灏榷”的奏折，开篇便是惯例的颂圣与自谦，但很快便图穷匕见。他将早已冤死诏狱、尸骨已寒的薛民仰，描绘成一个表面忠直敢言、清廉自守以邀名、实则包藏祸心、阴结藩镇（虽未直言燕王之名，但多处用“强藩”、“边镇重将”等词强烈暗示）、意图在京城中枢潜伏、伺机作乱、颠覆朝廷的阴险巨奸、国之大蠹！他列举的所谓“罪证”荒诞不经，多是以“风闻”、“据传”、“人言”、“似有”开头的捕风捉影，或是将薛民仰在辽东任上正常的政务处置、与燕王必要的公务往来，进行最恶毒的歪曲与臆测，解读为“阴谋”的蛛丝马迹，“勾结”的铁证。其笔法之老辣，在于善于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将一些毫无关联的事件强行串联，编织成一张看似严密、实则漏洞百出却足以在特定政治氛围下置人于死地的“罪证之网”。
而其中，被他作为“最有力”、“最无可辩驳”、“足见其家久蓄逆志”的核心证据，赫然、刺眼、令人发指地，正是——薛民仰那尚且年幼、不谙世事、因父亲惨死而悲愤绝望的幼子，在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母亲哀恸欲绝之际，于街市之上，对恰好赶赴京城心怀歉疚营救薛家、试图前往吊唁安抚的燕王姬胜，发出的、孩童最本能、最直接的情感宣泄：撕心裂肺的哭喊、痛失至亲的悲鸣、以及对“姬”姓之人最懵懂的指责与怨恨！
然而，在宋灏榷的笔下，这孩童痛失至亲后最自然不过的情感流露，被彻底地扭曲、放大、妖魔化！他写道，此子“年虽幼冲，不及垂髫，然立于通衢，目睹王驾，非但毫无敬畏，反戟指怒斥，言辞狠戾怨毒，直斥天家无道，辱及亲王尊颜！其状之狂悖，其心之叵测，绝非寻常稚子所能为！此必是平日家教如此，耳濡目染，其父平日悖逆之言，充斥于庭，故小儿学舌，乃有此狂吠！是故，薛逆民仰心怀异志，久蓄怨望，其家亦然，铁证如山，不容置辩！”
他甚至还不满足于此，在奏折的后半段，以更加险恶的用心，进一步臆测、构陷：“或有人言，此子年幼无知，或可恕也。然臣窃以为，此或为薛逆与强藩（再次暗示燕王）故作姿态，以苦肉计掩人耳目，示天下以决裂，实则暗通款曲，预留后路之狡计也！父子天性，岂能真绝？幼子当街哭骂，或为预演，意在为日后某藩借‘抚恤遗孤’之名，插手朝政、收揽人心、乃至行不忍言之事，埋下伏笔！其心可诛，其计甚毒！”
其用心之歹毒，逻辑之荒谬，揣测之恶毒，简直到了令人发指、丧心病狂的地步！为了将薛家彻底打入万劫不复之地，永绝后患，他竟不惜将一个懵懂幼童因至亲惨死而迸发出的、最原始、最无助的悲愤哭喊，也作为染血的、淬毒的砝码，狠狠地压上天平！将一个无辜孩童的眼泪与恐惧，扭曲成其家族“谋逆”的“铁证”，甚至臆造出根本不存在的“苦肉计”、“预留后路”的阴谋！这已不仅仅是落井下石，这是要将薛家每一根骨头都碾碎，每一滴血都吸干，连尚未懂事的孩子都不放过，要将其灵魂也钉在“叛逆”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超生！
奏折的最后，那结论更是触目惊心，寒意森森，字字句句都透着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的冷酷：
“故，臣，宋灏榷，冒死泣血以陈：薛逆民仰，虽已伏法，然其心可诛，其毒未清！其妻，岳氏，秉性悍妒偏狭，常于闺中口出怨望之言，诋毁君上，非议朝政，其心叵测；其女，年未及笄，容色不过中人之姿，然性狡而佞，恐为祸水，流入民间，恐生事端；其子，虽在稚龄，然狼子野心，已露端倪，假以时日，必为家国大患！此三者，皆乱党之余孽，陛下之隐忧，社稷之隐祸也！若姑息养奸，心存妇人之仁，则如疽痈在体，养虎遗患，必致溃烂流毒，祸延无穷！臣，泣血顿首，恳请陛下，圣衷独断，乾纲独运：速降明旨，将其妻、女，没入教坊司，永绝后患，以儆效尤；将其幼子，削除民籍，发往边陲苦寒之地，与堠台屯军为奴，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如此，则朝纲肃然，隐患可除，忠良安枕，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奏折的末尾，落款处。
“御史台，滇黔南道监察御史，臣宋灏榷，谨奏” 一行字，铁画银钩，力透纸背，清晰无比，下面端端正正地加盖着他当时的监察御史官印。那方鲜红的印泥，历经二十年岁月尘封，已变成了暗沉的、近乎黑褐的紫红色，如同早已干涸、氧化发黑的血迹，死死地、狞恶地印在泛黄脆弱、仿佛一触即碎的宣纸左下角。它沉默着，却比任何控诉的言辞都更加刺眼，无声地嘲弄着这被它封印、尘封、掩盖了二十年的滔天罪恶与无尽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