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从了他的建议。德宗还打算没收窦参的家产，陆贽说：“依照法律规定，犯谋反叛逆罪的人，家产全部没收；犯贪赃受贿罪的人，只追缴他所贪占的财物。这些都必须经过审定判罪、施加刑罚之后，才能没收家产。如今窦参的罪名和适用的法律还没有明确，陛下已经心存宽恕，如果再登记没收他的家产，恐怕会因为贪图财物而损害道义。”当时，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尤其痛恨窦参，所以不停地诋毁他。窦参还没到达驩州，就在半路上被赐死。窦申被用杖刑处死，他的财物、奴婢全部被押送到京城。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是张升云的弟弟、李纳的女婿。他因为父亲去世两周年的祭祀，回到定州，曾经在公开场合辱骂王武俊，王武俊向朝廷上奏告发他。夏季，四月丁丑日，朝廷下诏削去张升璘的官职，派遣宦官使者用杖刑责罚他，并将他囚禁起来。定州物产丰饶，王武俊一直想夺取此地，于是趁机派兵袭击攻取义丰县，掳掠安喜、无极两县的百姓一万多人，把他们迁徙到德州、棣州。张升云紧闭城门坚守，多次派遣使者向王武俊谢罪，王武俊才停止进攻。
德宗命令李师古拆毁三汊城，李师古奉命执行。但他常常招纳亡命之徒，凡是得罪朝廷的人，他都加以安抚任用。
五月甲辰日，朝廷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左仆射，右丞卢迈保留原职，一同担任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侄。赵憬怀疑陆贽依仗皇帝的恩宠，想要独揽朝廷大权，所以把自己排挤到门下省，于是常常声称生病，不参与朝政，从此和陆贽产生了嫌隙。陆贽上奏论述边疆防务的六大过失，认为：“处置安排失当，考核督责无度，财力匮乏是因为军队过多，兵力分散是因为将领太多，怨恨滋生是因为待遇不均，战机错失是因为朝廷遥控指挥。
“关东地区的戍卒，不熟悉边塞的风土人情，亲身忍受边荒的困苦，内心畏惧敌军的侵扰。国家供养他们如同娇生惯养的儿子，姑息迁就如同雇佣来的仆人。他们扳着手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朝廷的供养；有的盼望官军战败，好趁局势混乱向东溃逃；有的擅自放弃城镇，动摇远近地区的民心。这样的戍卒，不仅毫无益处，实际上还有损害。此外，还有那些因触犯刑律而被贬谪流放的人，他们本就是品行不端之辈，再加上心怀思乡之情，盼望发生动乱、庆幸出现灾祸的心思，比戍卒还要严重。这可以说是处置安排失当。近来权力下移到地方将领手中，朝廷失去了对兵权的掌控，将领发布的号令，很少能在军队中贯彻执行；国家的典章制度，也不能施加到将领身上。上下之间只求相互姑息迁就，苟且度日。想要奖赏一个有功的人，反而担心无功的人会因此心怀不安；想要惩罚一个有罪的人，又顾虑同党之人会因此忧虑恐慌。对有罪之人，因为隐忍而不公布其罪行；对有功之人，因为猜疑而不给予奖赏。姑息迁就的做法，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导致舍生忘死、坚守节操的人，遭到同僚的讥讽；率领部众、冲锋陷阵的人，被士兵怨恨；败坏军纪、使国家受辱的人，内心毫无愧疚畏惧；拖延救援、贻误战机的人，还自以为是有智谋。这正是忠义之士痛心疾首、勇猛壮士灰心丧气的原因。这可以说是考核督责无度。每当敌军前来进犯，将帅们互相推诿，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向上奏报时，虚报敌军的声势，就说兵力太少，无法抵挡。朝廷不加以核查，只是一味征调更多的军队，不仅对防御敌军毫无帮助，反而加重了军需供应的负担。民间的财富日益消耗，朝廷的征调日益繁多，用百姓倾家荡产缴纳的物资，加上主管部门专卖食盐、征收酒税的收入，汇总起来，每年都用来供应边防。这可以说是财力匮乏是因为军队过多。
“吐蕃全国能够当兵作战的人，才仅仅相当于大唐十几个大郡的兵力。然而他们出兵进犯时，大唐就畏惧他们人多而不敢抵抗；他们按兵不动时，大唐又忌惮他们强大而不敢进攻。这是什么道理呢？实在是因为大唐的指挥权分散在多个部门，而吐蕃的统帅却是统一的缘故。统帅统一，就会人心凝聚，号令一致，军队的进退行动可以整齐划一，行军速度快慢合乎心意，战机不会错失，军队的气势自然雄壮。这正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关键。开元、天宝年间，朝廷控制抵御西北的吐蕃、突厥，只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安史之乱后，朝廷来不及对外征讨，抵御这两个部族，也不过是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个节度使而已。近来分割朔方的辖地，设立节度使、掌握兵权的人就有三个，其余的军镇，数量多达四十个。这些军镇都秉承皇帝的特别诏令，接受朝廷的委托，各自有宦官担任监军，他们地位相当，互不隶属。每当边境的告急文书送达朝廷，才命令他们商议出兵事宜。朝廷对军镇既没有用军法加以约束，只是用对待宾客的礼节相待。军队，是依靠气势发挥作用的，气势凝聚就强盛，分散就消亡；兵力集中就有威势，分割就会衰弱。如今的边疆防备，正是气势衰弱、兵力分散的状态，这可以说是兵力分散是因为将领太多。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制定明确的优劣等级，以此作为发放衣物粮食的标准，让有才能的人有努力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