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延海是长汐屿众所周知的老实人。
他性格温吞，寡言少语，像后山的花岗岩一样木讷，又踏实能干任劳任怨，村里人提起来都赞不绝口。
最初流落到岛上时，他才二十不到，瘦小的身躯跟猴儿似的，瑟缩在船舱角落，说是被人骗去下南洋赚大钱，途中遇到海难，只活下来几个。
闽越旧时民间流行拜师习俗，村长林宜纲见他可怜，便让他跟着自己学习出海打渔，后来攒钱盖房子，总算有个安稳的落脚处。
出师之后，回回出海数他的渔获最多，无论天气好坏，他的船都能满载而归。当时的渔获除少数自家留用外，绝大部分都要上缴合作社，卖掉后所得的利说是按劳分配，实则因种种原因，林氏宗族总要分得多些。
但十余年来，郑延海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至于他成家后与妻女的种种龃龉，旁人也不过茶余饭后一笑置之。
“男人么，有几个不打老婆的……夫妻吵架，不就是床头斗床尾和嘛？”他们这么不痛不痒地评价。
在郑宁潮的记忆里，郑延海也的确沉默，却可怕。有他在家的空气总是更压抑些，连呼吸都觉不畅快，唯恐行差踏错惹他不顺心，便会招致暴风雨般的怒吼与殴打。
而与之相反的是众人对郑宁潮的议论。抛去天煞孤星的命格不谈，她性格也古怪孤戾，小小年纪全无女童应有的乖巧和稚气。她长得极像司文澜，一双眼睛黑白分明，硕大的瞳仁总是直勾勾盯着人看，瘆得慌。
每每在外面听到些关于她的闲言碎语，郑延海当时一声不吭，回家后她总得照例挨一顿打。
但关于司文澜的说法，奇怪的是，在出事之前，郑宁潮几乎想不起来旁人嘴里出现过她。
她就像个透明隐形人，永远一心一意对付手里做不完的活计，不是料理海货，就是刷洗缝补。她也不与人来往，即便曾被郑宁潮瞧见与凤姨在后院墙根下说过话，也只是极偶尔的一两次。
她从哪里来，有什么亲戚、朋友，父母是何人，郑宁潮一无所知。
甚至对于郑延海的动辄打骂，司文澜也从不反抗，只是麻木地承受着。郑延海知道还要靠她做活，也不会下死手，顶多一顿饭功夫发泄过邪火，就会自觉无趣停手走开。
郑宁潮记忆里司文澜唯一一次跟郑延海据理力争，是五岁那一年的公历八月底。任凭丈夫拳打脚踢，她也没有低头屈服。
郑宁潮不知道发生什么，只记得第二天，母亲就带她去长汐小学交钱领书。
“你要好好学习，知道吗？不然就会像阿妈一样，困在这座岛上，永远也出不去。”
郑宁潮那时不懂这句话。船夫梁每天都会开船往返于长汐屿和陆地之间，船票只要一块钱，又不是付不起，为什么会永远也出不去？
后来的司潮才明白，人一旦沾染上长汐屿的海腥味，终生都将承受这座孤岛的呼唤。
正如她现在。
司潮弯腰伸手，小心翼翼地挪开灶旁堆叠的芒萁，露出下方已被水泡软的封页。
她认得出来，是小时候用过的作业本。32开的大小，纸张粗粝，常有未完全粉碎的草茎梗在纤维中，打乱铅笔书写的笔画。
自己的作业本怎么会落在柴火堆里？
司潮试图翻开内页，但因被水泡湿，大半本劣质的纸张已粘连在一处，只得从后往前翻。好在有字迹出现的最后一页尚且幸存，潦草地用铅笔写着几行字，笔迹秀雅有力。
她猛地大吃一惊，不由伸手揉揉眼再看，这才敢确认，不是她的字。
郑宁潮是家里唯一会写字的人。郑延海没读过书，是文盲，司文澜应该也一样。小时候点着煤油灯歪歪扭扭抄生词时，阿妈总坐在旁边缝缝补补，从未评价或指点过半个字。
司潮脑中嗡然一声，再去细看内容，只写着寥寥几行。
“陈叙是我唯一的机会。只有他能救我，成败在此一举，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长汐屿外面。”
陈叙是谁？司潮回想一圈，长汐屿没有这个人。
再往前翻，却只有密密麻麻写满的“正”字，粗略数数竟有十几页，几百上千的数目之多。而更早之前的字迹因纸张粘连，从书写痕迹看应该还有其他内容，却暂时无法阅读。
司潮捧着作业本怔然半晌，默默坐回竹椅上。
这是司文澜的日记。用女儿的废弃作业本和铅笔写的、藏在灶边的日记。
——也是，在长汐屿，男人是不可能下厨房的，没有比柴火堆里更安全的地方。
司文澜会写字，侧面印证着匿名信里照片的真实性。
司潮一时百感交集，胸中却又同时冒出成千上万个问号。她明知这些线索至关重要，却无从解答。
司文澜不但会写字，甚至还是前途无量的90年代重点大学生，为什么要掩盖自己的身份，在长汐屿当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妇？陈叙又是谁？为什么是她唯一的机会？
司潮本能地意识到，所有疑问的谜底，或许就藏在那些被水泡湿的纸张中。
当务之急是如何挽救前页上的内容。
她下意识地想找手机搜索方法，猛然想起信号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