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27日，法国北部，阿兹海布鲁克。
疼痛。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把一整瓶劣质的苏格兰威士忌灌进脑子里，然后往里面扔了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
林锐在剧痛中恢復了意识。
並没有什么温柔的唤醒服务。鼻腔里充斥的不是伦敦大学宿舍里旧书本和速溶咖啡的安逸味道，而是一股令人作呕的气体：陈腐的霉菌味、浓烈的白兰地酒精味、汗臭味，以及一种他在帝国战爭博物馆里才闻到过的——枪油和陈旧硝烟的味道。
更糟糕的是震动。低沉、持续的轰鸣声让整个世界都在颤抖，灰尘不断从头顶的木板缝隙中落下，洒在他脸上。
林锐猛地睁开眼。
昏暗。极度的昏暗。头顶上方悬掛著一盏煤油灯，玻璃罩已经被熏得漆黑，微弱的黄色火苗在浑浊的空气中摇曳，將周围蜷缩的人影拉得扭曲而狰狞。
“该死这是哪？”
他本能地想要坐起来，却发现这具身体沉重得像灌了铅。他低头看了一眼，心臟猛地停跳了一拍。
他没有躺在宿舍的床上，而是瘫在一张明显是从楼上搬下来的、虽显破旧但依然奢华的路易十六风格天鹅绒长沙发上。
而他身上穿的，也不是优衣库的睡衣，而是一件做工考究、铜扣在昏暗中闪著微光的土黄色军官制服。袖口上的纽扣排列方式——四个为一组——清晰地告诉他，这属於英国皇家近卫军中最古老的部队之一：冷溪近卫团。
他的右手还死死攥著一个几乎空了的扁酒壶，银质的表面上刻著繁复的家族纹章。
就在这一瞬间，海量的记忆碎片如同决堤的洪水，粗暴地插入了林锐的大脑，与他原本的意识强行融合。
而现在是1940年5月。
“穿越了”
林锐——或者现在该叫亚瑟了——在心中发出了一声无奈到极点的嘆息。他抬起手，揉著快要炸裂的太阳穴，作为一名资深军迷，他迅速在脑海中整理著现状，隨即陷入了一阵哭笑不得的绝望。
好消息：没穿成义大利人。不用在衣索比亚被土著用长矛捅屁股，也不用在北非沙漠里煮通心粉然后举手投降。另一个好消息：没穿成日本人。不用在太平洋的小岛上万岁衝锋，也不用在南京城头变成失去人性的野兽。
坏消息：也没穿成德国人。如果是汉斯，哪怕最后要输，至少现在——1940年的法国——是属於他们的胜利时刻，他可以坐在坦克里喝香檳，而不是像耗子一样躲在地洞里。
最好的消息：没穿成法国人，避开了“没人能在法国投降前占领巴黎”的地狱笑话。
最坏的消息：他穿成了英国人，结局却殊途同归——此刻正和法国佬蹲在同一个漏风的茅坑里瑟瑟发抖。
身份確认：英国远征军（bef）。也就是那支被古德里安的坦克群撵得屁滚尿流、连底裤都快跑丟了，正准备集体下海洗澡的“皇军”。
“这里是阿兹海布鲁克”亚瑟喃喃自语，记忆告诉他，这里是敦刻尔克外围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他没记错歷史，在这个时间点，这片土地上的大部分英军结局只有两个：要么死在施图卡轰炸机的尖啸声中，要么被送到德国的战俘营里去挖煤。至於能不能挤上最后那几艘撤退的小渔船？那得看上帝是不是也想喝一杯下午茶。
在这个战场上，下到那些大头兵，上到自己这名小小的少校，只要不是像蒙哥马利那样自带歷史光环，都可能被一发流弹送走。
亚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那枚熠熠生辉的家族纹章。
按理说，像他这样的“蓝血贵族”，即便是在大溃败中，也应该手里握著一张通往多佛尔的“头等舱船票”。他应该坐在参谋部的轿车里，在宪兵的开路下，早早地登上第一批撤离的驱逐舰，此刻说不定已经坐在伦敦的俱乐部里压惊了。
为什么他会像个断后的弃子一样，被扔在这个最危险的最外围防线？
一段荒谬得令人发笑的记忆碎片浮现在脑海中，让林锐恨不得给自己这具身体两巴掌。
三天前，当撤退命令下达时，这位斯特林勋爵並不是因为英勇无畏才主动留下来阻击的，而是因为迷路。
他不相信宪兵和下级士官的建议，盲目迷信自己手里的“过时地图”和“军官权威”。他嫌弃主路堵车，自作聪明地选择了一条“地图上看起来更近、更通畅”的铺装公路，结果一头撞进了德军的钳形攻势。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麦克塔维什中士看他的眼神不仅是厌恶，更是透骨的恨意。
“您终於醒了，勋爵大人。”
一个带著浓重格拉斯哥口音的声音从阴影中传来。声音里没有一丝对长官的敬意，只有冷漠的陈述，仿佛在谈论一件令人厌恶的垃圾。
亚瑟循声望去。
在堆满空酒桶的角落里，坐著一名身材魁梧的苏格兰人。他满脸油污，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他手里拿著一把恩菲尔德步枪，正在用一块脏兮兮的油布机械地擦拭著枪栓。
麦克塔维什中士。这个排的实际指挥者，一个从一战索姆河泥潭里爬出来的老兵油子。
“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