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个箱子是谁的。”
考据癖!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他。
考据癖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全身力气才能说出话，说出一个秘密。
他艰难地说了出来：
“是…我父亲的。”
这句话很轻，却象一记重锤，猛地砸在房间内紧绷的空气上。
“什么！”
所有人都是一惊，太出乎意料了！
他们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这个一直瑟缩在角落的中年男人身上。
手电光交错，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不定的阴影。
一怯懦的脸，此刻显出一种怪异的神情。
李凯猛地跨前一步，几乎要揪住考据癖的衣领：
“你说什么？！你父亲？！这箱子是你父亲的？！你父亲是谁？！他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直播间的弹幕又起来了，这一次，又是一个没想到：
“卧槽！反转了？！”
“这个考据癖才是关键人物？！”
“他父亲？难道是凶手？！”
“细思极恐！他一直装作害怕的样子！”
“刚才他还在分析，原来是知情者！”
“快说啊！急死我了！”
考据癖扶了扶鼻梁上滑落的眼镜。
“我叫吴文斌，我父亲，吴国栋，”他的声音平稳下来，“一个搞测量的，技术员。八十年代从地质学校毕业，分到市测绘院，后来下海，自己接活儿。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城市的老街区、旧厂区、待开发的地块。”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地上的樟木箱，又看向房间斑驳的墙壁，仿佛通过时光回想当年一个揽私活的老工人。
“他最擅长的，就是给拆迁队搞测量。只要给钱，什么活儿都接。精度高，出图快，嘴巴严。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记得那是城市扩张最快的时候，也是拆迁最密集的时候。安平里这片，就是他常来的地方之一。”
李凯的手在颤斗，“所以呢？他来过这里？他认识我妹妹？”
吴文斌摇摇头：“我不确定他是否认识李婉。但他肯定来过这栋楼，这个房间。因为……”他指向那个樟木箱，“这个箱子，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一直放在我父亲书房的书架顶层，用塑料布盖着。他不让我碰，说里面是工作资料。直到他去世后，我整理遗物，才发现箱子不见了。我问过我妈，她说父亲去世前，有一天突然把箱子拿走了，再没拿回来。”
“他什么时候去世的？”影子问。
“五天前。心脏病突发。”吴文斌回答。
“五天前…又死了一个人！”
“所以这箱子五天前就被转移到这里了？”林茜分析道，“是谁转移的？你父亲本人，还是……别人？”
“我不知道。”吴文斌诚实地说，“我父亲去世得很突然，没有留下什么话。但我记得，他去世前那段时间，精神状态很不好。失眠，焦虑，经常半夜起来抽烟，看着窗外发呆。有一次我起夜，听到他在书房里低声自言自语，说什么‘报应’、‘还不清’、‘那姑娘的眼睛’……我当时以为他是工作压力大，没多想。”
“报应？那姑娘的眼睛？”李凯的声音嘶哑，“你说的‘那姑娘’，是不是我妹妹？！”
“我不知道。”吴文斌还是摇头，“但今晚，当我看到那个粉色发卡，听到程谭说起他的噩梦，看到这些工具……还有这个箱子……我不得不联想起来。”
他深吸一口气，象是下定了决心：“我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工作笔记和图纸。他是个很细致的人，每一单业务都有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委托方、收费。我在李婉案发那年的工作记录里，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一年，他接了至少四单安平里局域的测量业务，时间跨度从年初到年底。但有一单很特别。”吴文斌从随身携带的看起来很旧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用塑料文档袋小心包裹的笔记本。
笔记本是硬壳的，封面已经磨损。
他翻开笔记本，找到其中一页，用手电光照着。
一页手写的记录，字迹潦草：
“8月15日。安平里7号楼及周边地块地形测绘。委托方：拆迁公司张经理。特殊要求：精确测量7号楼403室室内尺寸及结构，重点标注墙体厚度、渠道走向、地面高程变化点。加急，双倍费用。已收定金。”
记录下面，还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手写的几行字，字迹与记录不同，更加匆忙：
“张交代：1、只测403，其他不管；2、图纸只出一份，手稿销毁；3、不问原因，不对外说；4、完工后额外有谢。感觉不对劲，但钱给得多。记住：进门时注意右手边卫生间门后有阴影（？），地面东南角地砖有异响（空？），测量时屋主（女，李）全程在场，神色紧张，多次询问测量用途。告之拆迁评估标准流程，但其似有疑虑。下午四时完工，交图，收尾款。很满意，但眼神躲闪。此事勿再提。”
这页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