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行为，并限期归还所占浙海岛屿！” “三、密令登莱巡抚袁可立、天津巡抚，抽调部分战船南下，与浙江水师于舟山一带举行‘海上合操’，演练战法，张扬军威。没有朕的旨意，不得与郑芝龙部发生冲突，但务必让其看到朝廷的力量！” “四、告诉王承恩，”朱常洛补充道，“他的水师构想和舰船图纸，要再快一些！朕需要看到更具体、更可行的方案！”他再次感到，一支真正忠于朝廷的强大水师，是多么的迫切。
与此同时，东厂和锦衣卫对《永乐大典》失窃案的调查，随着韩林张文弼的落网，揭开的真相远比预想中更为惊人、也更为骇人。 诏狱深处，对宦官赵敬、翰林张文弼的审讯取得了突破。张文弼在重压之下，不仅交代了向藩王和“西番和尚”泄露典籍的罪行，其杂乱的口供中更是牵扯出多条若隐若现的境外线索。骆养性敏锐地抓住这些碎片，调动精干力量，分头彻查。 虽然此前红丸案已对部分晋商进行过清算，但骆养性并未放松对这条北向通道的监控。通过对新抓获的走私团伙成员的连夜突审，并结合张文弼提供的零星信息，证实确有一条通过晋商八大家中残余分子经营的秘密渠道，将一些涉及火器制造、冶金、攻城器械的摘要图谱，夹带在皮货、药材中，辗转输往辽东。接收方极为谨慎，多次转换人手地点，但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沈阳方向。“据一名为建奴经办此事的汉奸包衣透露，”骆养性在密奏中写道，“虏酋对此类‘天工秘录’极为重视，专设‘匠作营’由心腹巴克什督促研究仿制，然其匠艺粗劣，进展缓慢，然其心叵测，不可不防。”这解释了为何建奴火器虽有进步苗头，却仍显拙劣的原因——他们获得了“图纸”，却缺乏足够的技术积累和工匠体系去实现。
同时，对各国的使臣和使团，以及西方传教士，进行了严密的侦查和盯梢，并突击审讯了一些与使臣来往密切的人员。
倭使的“雅贿”与刀剑之外的野心： 对日本贡使团的调查则揭示了另一种形式的窃取。这些倭人使者表面上恭顺，每次朝贡都携带大量倭刀、扇子、屏风等物，以“切磋雅艺”为名，频繁结交翰林院、国子监的官员及不得志的文人。他们尤其对《大典》中涉及刀剑淬炼、火药配方、铠甲制作、地理图志的部分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调查发现，他们通过赠送珍贵倭刀、金银器皿（“雅贿”），甚至许诺邀请名士东渡讲学等手段，诱惑、收买了一些小吏和清贫文人，借“观摩”、“借阅”之名，暗中抄录了部分珍贵内容。“其目标明确，直指军工舆地，野心绝非仅限于贸易。”骆养性评论道。甚至有证据表明，有倭人伪装成商人或学者，长期滞留沿海，专门负责此类情报的收集和传递。
朝鲜贡道的“双面”角色： 对朝鲜贡使的调查则更为复杂微妙。朝鲜作为藩属国，贡使往来频繁，出入宫禁和文渊阁的限制相对较松。东厂发现，确有朝鲜使者利用此便，通过贿赂宦官，超范围地阅览和抄录了一些关于农学、医药、历法、织造的典籍，其内容多侧重于民生技术。然而，深挖之下，一条更隐蔽的线索浮现：有迹象表明，部分被抄录的内容，可能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流向了对其虎视眈眈的日本。朝鲜在明与日本之间，扮演了一个尴尬而不无被迫的通道角色。同时，也不能排除朝鲜国内部分势力出于自身强国考虑，有意为之。
西番教士的“学术”窥探： 对张文弼供出的“西番和尚”的调查则充满了“学术”外衣下的伪装。这些西洋传教士以博学、新奇的天文、数学知识为敲门砖，广交士大夫，一度深受欢迎。他们确实抄录、研究了许多天文、数学、几何、地理方面的知识，但其活动远非纯粹学术。调查发现，他们利用精心构建的人际网络和特殊的绘图、密写技术，系统性地收集一切能接触到的中国地理、水文、物产、军工情报，通过澳门据点，源源不断送往欧洲。“其志不在小，所图乃在寰宇，其窥探我中华，绝非一朝一夕。”骆养性深感忧虑。这些教士行动极其谨慎，难以抓到实质罪证，但其危害可能最为深远。
骆养性将初步调查结果汇成一份沉甸甸的密奏，呈送御前：“陛下，此案绝非孤例，实乃多方外夷，利用我朝开放包容之机，或以利诱，或以势迫，或假学术之名，行窃密之实。其目标明确，手段各异，已形成网络。更有甚者，近期仍有被巨大利益驱使之徒，顶风作案，试图将新近整理出的《大典》补遗内容偷运出境！涉案人员除贪利文人、胥吏外，恐亦有个别勋贵宗室牵涉其中，为其提供庇护。”
朱常洛看完奏报，面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原本以为只是内部蠹虫偷卖祖产，没想到竟是一场有组织、多层次、针对大明文明成果的系统性窃取！敌人不仅在战场上刀兵相见，更在文化的阴影里发动了一场无声的战争。 “好！好得很！”朱常洛的声音冷若冰霜，“朕的翰林清流，朕的藩属贡使，朕以礼相待的西番学者，竟都是些魑魅魍魉！传旨骆养性、王安：其一，涉案人员，无论中外，无论身份，给朕彻查严办，绝不姑息！其二，严密监控所有外国使团、商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