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钻出最后一个隧道时，周春燕感觉有团暖烘烘的东西撞在脸上。睁开眼，窗外的天光亮得晃眼，成片的脚手架像钢铁森林，在阳光下闪着冷硬的光，塔吊的长臂缓缓移动，把云朵都搅得变了形。
“深圳到喽！”邻座的男人把菠萝皮扔进网袋，声音里带着雀跃，“丫头，跟着我走，保准能找到住的地方。”
周春燕摇摇头，指尖在蓝布包带上来回摩挲。她攥着那张被汗水浸得发皱的车票，像攥着张通往未知的船票。火车缓缓进站，站台广播里的女声带着昂扬的调子：“欢迎来到深圳经济特区！”
这六个字撞进耳朵里，让她鼻尖一酸。眼泪砸在攥紧车票的手背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想起王建军说“女人家哪也去不了”，可现在，她不仅跑出来了，还站在了这报纸上才有的地方。脚下的水泥地烫得像炕头，却比王家的土炕烫得更踏实——这是她用勇气换来的立足之地。
出站口的风裹挟着股咸丝丝的味，不像北方的风那样干冷，倒像刚从水里捞出来，扑在脸上潮乎乎的。她站在巨大的“深圳站”牌匾下，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流，听着满街她听不懂的粤语，忽然觉得自己像粒被风吹来的沙，轻飘飘的，落不到实处。
有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对着砖头似的黑色匣子说话，那东西拖着根天线，男人对着它喊得满脸通红。周春燕从没见过这样的物件，只觉得新奇又遥远，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住店不？城中村的小平房，三块钱一晚！”个戴草帽的大婶凑上来，手里的纸板上歪歪扭扭写着“住宿”两个字，“安全得很，好多打工妹都住那儿。”
周春燕的心突突跳。她摸了摸怀里的钱，那十块钱除去车票，只剩下三块八毛。付了住宿费就只剩八毛，连明天的饭钱都不够。她摇摇头，大婶撇撇嘴，转身去问别人，草帽上的流苏随着动作晃悠，像只不安分的雀儿。
第一夜，她在城中村的墙角蜷了半宿。墙根渗着潮气，把棉袄都浸得发沉。后半夜被巡逻队的手电筒照醒，穿制服的人盘问她的来历，她攥着车票说不出话，直到对方不耐烦地挥手让她“天亮就走”，才敢松口气。天蒙蒙亮时，她在路边蹲了半日，看着人来人往却不敢上前搭话，最后用最后两斤粮票跟早点摊换了半块窝头，硬得能硌掉牙，就着自来水咽下去，胃里像塞了把沙子。
第二天日头爬到头顶时，她揣着针线在电子厂门口徘徊。有个穿工装的姑娘袖口磨破了，她攒了半天勇气凑上去：“妹子，两分钱帮您缝好？”姑娘却警惕地后退：“你有证明吗？别是来捣乱的。”她眼睁睁看着对方走进厂里，自己的影子被日头晒得缩成一小团，像条甩不掉的尾巴。
第三天饿到发晕时，她蹲在桥洞下数钱。三枚 1毛硬币、五枚 5分硬币，加起来只有 5毛 5分，够买两碗粥却不够住一晚。风从桥洞穿过，带着股尘土味，她把脸埋进膝盖，忽然想起女儿夭折那天，自己也是这样抱着膝盖，觉得天塌下来了。可现在，天没塌，她还得撑着。傍晚时实在撑不住，捡了别人扔的半截红薯，在墙角偷偷啃了，甜丝丝的，却噎得她直咳嗽。
第四天清晨，周春燕捏着五分钱走到粥摊前，腿肚子还在打颤。摊主往碗里舀白粥时，她盯着那翠绿的葱花咽了咽口水：“大爷，加菜脯……”声音细得像蚊子哼。老头的竹扇在粥桶上扇着：“多加一分钱。”她摸出枚五分硬币递过去，看着那深褐色的菜脯碎撒在粥上，心里像在割肉——这是她目前能吃到的最奢侈的早饭了。
菜脯的咸香混着粥的温热滑进喉咙，她小口小口地喝着，眼睛却没闲着——对面的墙根下，有个老太太正坐在小马扎上纳鞋底，粗麻绳穿过厚厚的棉布，发出“嗤啦嗤啦”的声响，像在召唤她似的。
那声音让周春燕的心猛地一跳。她放下粥碗，站起身时一阵头晕，扶着墙才站稳。慢慢走过去，见老太太的手布满皱纹，指关节肿得像个小萝卜，可捏着针的样子却稳得很，针脚匀得像用尺子量过。
“阿婆，您这鞋卖不？”周春燕的声音有点发颤，饿了几天，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太足。
老太太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打量着她，嘴里说着她听不懂的粤语，可眼神里的打量却看得明白。周春燕指了指那双布鞋，又指了指自己的脚，老太太这才点了点头，伸出两根手指。
两块钱一双。
周春燕的心沉了沉，又亮了起来。她摸出那半块虎头鞋面料，递到老太太面前。阳光下，金线绣的虎眼闪着光，老太太的眼睛猛地亮了，嘴里发出“啧啧”的声响，粗糙的手指轻轻拂过布面，像在抚摸什么宝贝。
她连说带比划，周春燕总算明白了——老太太夸她手艺好，还说这附近的电子厂有很多女工，就喜欢这样花哨的布鞋。老太太往东边指了指，那里有片低矮的房子，红砖墙歪歪扭扭的，晾晒的衣裳在风里飘，像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子。
“城中村……”周春燕在心里默念着这个词。她谢过老太太，把剩下的粥喝完，碗底的菜脯渣都用舌头舔干净了，连碗沿都舔了舔。
往城中村走的路上，她看见有人在墙上刷标语，白灰浆溅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