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考虑到自己不太擅长在这种场合辩解，怕说不清楚，所以觉得直接呈现证据可能更有效率。”
“除了这些数据记录，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问你。”组长话锋一转，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在与张志伟的接触中，你是否曾言语刺激过他，或让他感觉到威胁？根据你的观察，他的精神状态是否早已不佳？”
陆秋宜回答：“我对他的所有催促和提醒，都严格基于项目进度，措辞也都在正常的工作沟通范围内，远远谈不上胁迫。”
这时，旁边的一位组员开始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要点。
组长有些烦闷地叹了口气。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给他带来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有没有无意中的言行，伤害到了他的心理健康？这非常微妙，也很难通过记录来完全证实或证伪。”
那封“遗书”写得非常巧妙，它避开了大量可以查证的工作事实争议，而是紧紧围绕着个人感受，大量描述因陆秋宜而感受到的痛苦、压抑和绝望。
即便陆秋宜所有工作行为都符合规范，但如果张志伟确实因她而心理崩溃，那么在道德和舆论层面，她很难完全摆脱干系。
她能发誓自己没有说过重话，但别人会信吗？
舆论会接受吗？
组长问：“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吗？”
张志伟现在昏迷不醒，调查组无法直接向他求证，有的时间和陆秋宜慢慢核实。
陆秋宜清晰地说：“可能需要麻烦各位陪我一起，调阅并查看办公区的监控录像。”
组长愣了一下，随即无奈道：“陆助理，办公区的监控就算能拍到张志伟的工位，也最多只能看到画面，没有声音，很难判断你们交流的具体内容。”
然而，陆秋宜条理分明地解释：“不需要听到内容。只需要确认我和他在工位、茶水间、走廊等公共区域，一共有过几次面对面接触，每次持续时间大概多长就可以了。”
如果连见面次数都寥寥无几，何来的“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