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章 担船过堰
其实郭邕想要引起张岱的关注，只凭前半部分针对管城的管理设想就足够了。哪怕一些观点还只是纸上谈兵、泛泛言之，但在思路上也有值得采纳的地方。
至于最后加上的这一篇《功德纪闻》，对张岱而言则就有点过犹不及了。他所乐于结交的是有能力、有抱负且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却并不是给他大姨网罗摇旗呐喊、拼命造势的爪牙喽啰。
或者说，这种事咱也可以干，听我安排行不行？
这郭邕态度如此积极踊跃，无疑体现出其人性格里是有急于求成的一面，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益，底线设置的比较灵活。
张岱刚刚不久前还在洛阳遭到了高承信的背刺，对于类似的性格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戒备的。
不过话说回来，人至察则无徒，如果一个人性格不够伟岸无私，那便不与交流与合作，那这一辈子也休想有什么朋党、搞什么团队。
包括高承信，虽然之前张岱在其家中将这家伙骂的狗血淋头，但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往来，只要彼此所掌握的资源能够互相成就，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之前翻脸那是因为这家伙做事没尺度，想要以小博大，偷偷带出王毛仲的女儿便想把张岱绑上他的车、一起对抗北门两家。
可如果他能提出一个扶植张岱做北门老大、逐步取代王毛仲的计划，张岱自然乐得一起干。
同理张岱如果天天带高承信逛青楼、给他性贿赂，再好的交情怕不是也得闹崩！
因利益结合发展起来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各取所需。如果给予的和想要的不成对比，若还不翻脸，真当两口子过日子了？
于是张岱将这篇《功德纪闻》暂且收起，针对郭邕所提出一些设想又给予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郭邕固然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由于本身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一些看法就过于的理想化，且过于琐细，考虑不到执行方面的成本和效率问题。
张岱在这方面固然也没有太过丰富的经验，但在后世也有不少的认识积累，来到这个世界又受他爷爷的耳濡目染，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也都比较具体。
唐代的政令和管理经验，在针对管城这种商贸经济过于繁荣的地区是不怎么适用的。在城市管理方面，单单一个宵禁制度就极大的压制了民间经济的活跃性。
尤其隋唐上层统治者还有一个地域性的偏见，那就是不喜欢山东地区过于繁华，以至于衍生出许多自相矛盾的操作。
隋文帝因恶汴州殷盛，派遣官员大加整顿，禁游食、抑工商，对于船户、侨人等脱产者勒为聚落、逐令归本，罔顾此境所拥有的地理优势，一味呆板的执行重农抑商策略。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的交流融合，但同时也非常警惕、不希望河南地区出现大的经济聚落，一度撤掉汴州以郑州领管。
统治者们警惕地方的发展，但人民群众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隋末瓦岗军便依托汴渠实力快速发展壮大，并攻占沿途的黎阳仓等重要据点。
唐代对于河南地区的发展同样是比较矛盾纠结的态度，这种纠结体现在各种政策性的改革往往主动性不高，都是在现实需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被动的做出一些调整改变。
这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张岱去年上书的漕运改革，漕运改革必然要牵涉到运河沿岸人力物力向着效率化进行调整，释放一定的民间活力。
但是漕运真的有必要改的那么有效率吗？
在此之前是没有必要的，江淮租物早一天、晚一天运来区别也不是很大，反正京中公卿都能吃得脑满肠肥。至于运河上忙碌的那些船工丁役们，三个月的活儿给他们改成两个月，剩下的一个月怎么安排？
可是在封禅结束之后，北方的各类积储消耗一空，再加上天灾给北方生产造成的破坏，已经变成等米下锅的状态，那江淮物资自然运的越快、运的越多就越好！
这是大唐政治一个基本的运行逻辑，了解了这一点再去探讨各种政令变革才有意义。
很多不合时宜、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政令并不是因为当权者愚蠢迟钝，而是没有必要改的太好，一旦各种社会力量过度的活跃，对统治系统本身就会造成不小的冲击。
由此再来看管城的管理，自然处处都透露出不合理的地方，固然商贸氛围浓厚，钱货汇集、买卖频繁，但城池的管理却是一种非常低效的状态，资源的分配也充满了不合理。
每年只有在江淮租物行经的一两个月才会用上的输场占了城内极大的空间，而其他利用率更高的行当则几乎没有立锥之地。
城池的管理者对于城外的治安环境漠不关心，对于城中各种欺行霸市的行社行为采取放纵的态度。凡此种种，全都不是那种要好好管理、促进商贸发展从而让城池更加繁荣的路子。
张岱当然不可能跟郭邕讲的这么直白，但是一些潜在的规则也都略有言及。这也不免让郭邕大受启发，听得两眼放光，连连感叹道：“六郎当真家学深厚，人事练达！”
张岱跟郭邕讲这些，当然不是为的让其人从俗从众，而是为的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