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说民事和刑事的证明标准是不一样的，刑事案件关乎到一个人是否定罪、是否量刑以及判什么刑，是国家机构在合法的行使公民赋予的暴力，如此严肃的裁决，证明标准却非常非常非常之低。”
“办案人员和公检法都具有浓厚的主观归罪的办案思维，孙总如果想要开庭打无罪，他们就会居高临下的认为您就是有罪的。”
“比如说警察在讯问孙总的时候，曾经说过‘你说你无罪，那你怎么证明自己无罪’，这句话就具有浓厚的主观归罪思维。”
“按说孙总是否有罪，应当由警察来证明您有罪，而不应当由孙总来证明自己无罪。”
伏见鹿说到这，源玉子很想插一嘴，她想要反问‘为什么不在法庭上指出这一点，由法官对此进行公正裁决’。
没等她问出口，伏见鹿就说出了原因：
“再比如孙总即将面对的法官，在开庭过程中，很有可能会直接充当第二公诉人的角色……依照他过往的习惯，对方大概率会问‘你说自己无罪，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指控你犯罪，而不去指控别人’，亦或者问‘你说自己无罪，那你怎么证明自己无罪，为什么他们指控你而不指控别人’……”
源玉子听明白了，感觉法官有点像她的小学老师，遇到学生打架，就会质问犟嘴的家伙：‘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什么他打你不打别人？’
念及至此，她总算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伏见君总是跟个讼棍一样，拿法律当武器攻击别人……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他受过太多委屈了吧？
孙哥听着听着，就感觉这案子好像有点不好办了，他顾不上牌桌里还躺着一具尸体，忍不住追问道：“那检察官怎么说？”
伏见鹿又推了推眼镜：“检察官有指标的，他只会让你认罪认罚，只要你认罪认罚，那就什么都好说；你要是不认罪认罚，那就给你加重量刑。”
“怎么会这样？”源玉子终于忍不住插嘴了。
她对法律的信仰非常虔诚，可对于法庭上的辩护、案件的审判过程、检察官与当事人的协商……这些她统统都不了解。
唯一了解的，也只有跟平樱子一起学习的那些法律条文。
伏见鹿并不在意她插嘴询问，主动解释道：“一方面是法庭工作量压力巨大，法官要审理的案子比你想象中的更多，其次是因为在我们的刑法规定中，有大量容易让公检法人员主观归罪的表述。”
“比如说，什么叫「明知」，什么叫「应当知道」，什么叫「知道」，什么叫「情节恶劣」，什么叫「数额巨大」，什么叫「情节严重」，什么叫「情节恶劣」……刑法中充斥着大量模糊式的表述，使得办案人员和他们内心的主管规律的办案思维能够形成一体，完成逻辑自洽。”
“所以刑事案件由于存在大量的模糊式表述，加上办案人员浓厚的办案思维，导致现在刑法中很多案件以「是否明知」作为办案依据。”
“比如说「掩隐」，比如说「帮信」，比如说「合同诈骗」等等，几乎所有故意类犯罪，在如何判断行为人明知这个问题上，都主要依赖于口供。”
“只要有口供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口供怎么办？孙总你也经历过了吧？刑讯逼供或者诱供，警方拿到了口供，才有可能让你保释。”
“就算办错了案也无所谓，因为还有个万金油的制度，叫认罪认罚。只要孙总签了认罪认罚，那就什么事都好办，案子基本翻不过来，等同于把律师给废掉了。”
孙哥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感觉这律师让他签认罪认罚，好像是奔着把他送进监狱里去的。
他挠了挠胳膊上的纹身，忍不住问道：“我这故意伤人，也算在内吗？有我口供就能办了？不能事后翻供吗？”
伏见鹿摇了摇头，解释道：“刚才我也说了，刑法中有大量模糊式兜底性罪名，比如说「寻衅滋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敲诈勒索」、「过失致人死亡」、「重大责任事故」等等……总有一款适合孙总。”
“这就导致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最终的结果非常不尽人意。”
“学者做实证研究时，数据也完全是虚假的，做出来的结论是否能够指导实践，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孙总就不要指望办案人员讲究程序正义了，诸如诱供、虚假笔录、让当事人改变证言都不重要，只要孙总认罪认罚，案子就能解决了。”
孙哥也懂一点法，他干这行这么久，自然得知道边界在哪里，不可能不懂法。他听到这，忍不住问道：“只有口供不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吗？”
要是就这样稀里糊涂定罪，那他岂不是要吃几年牢饭？到时候出来黄菜都凉了！
“实践当中不是这样。”伏见鹿面无表情的说道。
源玉子感觉自己心中对法律的滤镜破灭了，以前伏见鹿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这种事情，她拿枪的小手都有点沉，倘若法庭象征的公义不再纯粹，那她身上肩负的使命也就成了一个笑话。
她忍不住插嘴，追问道：
“那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存疑时有利于被告、被判决宣告前都是无罪、程序